尽管我国战略金属保护性发展体系建设已经开始逐步建立，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战略设计上仍存在较大差距，使我国在战略金属的国际竞争中总体处于被动地位，面临几大突出问题：

1.现行保护政策不足，缺乏战略顶层设计

一是战略顶层规划和设计总体薄弱。

发达国家对关系国家安危的战略性问题高度重视，坚持战略规划先行的体制机制，从而能够长期占据着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我国对战略金属缺乏长期深入跟踪研究的机制，尚不能与体现市场经济原则的国际相关公约接轨，出口缺乏有效的调控和管理，难以有效保障国内战略金属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是重要稀有金属遭贱卖损害国家利益。

发达国家战略金属资源国家储备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没有健全的法律法规，目前我国国家储备的功能和作用却不十分清晰，难以在国家战略金属政策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我国虽然稀土、钨等资源丰富，但经过长期开采，优势在下降，铟、锗、镓、铼、铍等伴生金属资源消耗也很快。不少稀有金属，如铟、钨、锂甚至遭到贱卖，难以保障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利益最大化。

三是相关政策措施的可操作性亟待提升。

当前尽管国家有关部门对一些战略金属资源开采实施指标管理，但实际操作中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即使在国家统计范围内，每年稀土、钨的实际产量均明显超过国家开采指标。国家有关部门已对部分战略性金属资源开发、冶炼和加工生产、流通、进出口制定了比较严格的准入门槛，但依然难以制止产能盲目扩张和国内产业恶性竞争。

四是我国亟待制定出台战略金属资源目录。

目前我国已经颁布出台了多部目录清单，如《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包括7门、34大类、152中类、470小类、322次小类，共721个产品）；《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技术领域目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细分目录》；等。但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金属矿产名录至今尚未提出，更没有列入上述产业目录之中。

2.发达国家对向中国战略金属出口持高度警惕立场

很大程度上，发达国家对中国崛起仍存戒心，许多国家采取政府干预、法律政策保护等形式保护本国利益，加之部分国际组织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战略金属领域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

一些国家保护所谓“自由贸易”理论，一方面要求别国能够长期向其提供廉价战略金属，另一方面又通过限制大规模杀伤武器公约，将绝大部分战略金属列为“军民两用物项”管理范围，限制其自由贸易。我国政府近年来加强并不断完善对部分资源类产品，特别是消耗性资源产品的管理，对于部分有色金属出口实施限制。例如，WTO专家组和贸易仲裁机构单纯以《入世协定书》等法律文件为依据，左右贸易仲裁结果，对我国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3.我国战略金属矿产面临较大供给安全风险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对战略金属资源需求不断增长，而世界重要金属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性，导致少数国家对矿产资源生产、贸易和市场价格垄断性不断加强，使我国利用海外资源的成本不断上升，稳定供应的渠道受到威胁。尤其是国际资源民族主义抬头，大大增加我国利用海外资源的代价和风险。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世界资源形势和我国的经济安全风险，资源稀缺性金属应该成为优先考虑的战略性金属品种加以重视。

亚太以及周边国家在中国战略金属资源进口中占有重要地位。截至2012年，亚太及周边国家已经成为中国进口镍、铝土等战略金属矿产资源的重要供应地。2011年，中国97%的进口镍来自印尼和菲律宾，占进口总量的比例分别为52%和45%；来自印尼和澳大利亚的进口铝土分别占78%和11%；2010年，45.3%的进口铀矿来自泰国和马来西亚。

此外，中国进口战略金属矿产海洋运输线主要是三大方向：向西印度洋、大西洋方向；向南大洋洲方向；向东太平洋、美洲、大西洋方向。其中向西和向东的航线为中国两大远洋主干线。总体上看，中国战略金属资源进口通道比较单一，印度洋航线组（经苏伊士运河的中东海湾—中国港口航线）承担了大部分石油进口的海上运输。因此，周边安全、地缘政治关系，资源民族主义，以及战略通道风险成为影响我国战略金属资源供给安全保障的重要变量。